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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农业户口需实现权利平等

作者:胡印斌 文章来源:中国县域经济报 (第78期 总第1177期) 更新时间:2016-10-13 11:20:15
胡印斌 
  9月19日,北京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出台。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均已出台各自的户籍改革方案,且全部取消农业户口,这标志着在我国存在半个多世纪的“城里人”和“乡下人”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一纸薄薄的户口页,不仅承载着几十年宏大的国家叙事,也密匝匝写满了数不清的个体记忆。在隔开了两个人群的同时,也形成并不断强化着“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现实利益。鉴于资源总量的常态化短缺,“城里人”的各项福利远比“乡下人”好得多。这种不平等,尽管也催促很多“乡下人”奋发向上,以社会流动增进公共利益,但总体而言,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此番全国31省份认真落实国务院早前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取消农业与非农业区别,充分体现了政策的善意。农民也好,市民也罢,不再是固化的身份标签,而是统一登记为居民。从此之后,一国之民将不再存在差等,乃至歧视。循此路径,广大农民或将有可能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不过,现实地看,名称的改变可能很简单,而若想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居民的各项差异,或者说,让“乡下人”与“城里人”一样享受各种福利,则是此番户籍改革的要点及难点所在。
  区隔城乡的户籍制度运行几十年,早已不是一套简单的人口管理制度,而主要是一种资源配置、利益分配乃至权利受让的综合制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农民处于生物链中的最底层,权益少而责任重,即便是现在拥有的责任地和宅基地,也是后来才确权的。而非农户口则有着更多的福利,诸如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保险、住房等方面。
  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对以往的农民而言,是有很大欠账的。即便后来允许农民进城务工,除了增加一定的货币收入之外,公共服务的缺失也是导致农民工融入城市艰难的重要症结。
  因此,此番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当务之急是要实现两个群体的权利平等。一方面,要从体制上切实保障进城镇落户农民的合法权益,消除他们进城的后顾之忧。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关键性制约因素方面,要有更积极的作为。城乡居民医疗基本保险要逐渐接轨,农民子女要能够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要有农民工廉租房等过渡性的住房保障等。
  事实上,这些年来,各地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着力甚勤。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1810.9万,入读公办学校比例为79%;其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367.1万,入读公办学校比例达80%。除义务教育外,目前四川、重庆、浙江等地,已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体系,与城市居民同样能够享受到申请公租房的待遇。
  在基本公共服务还未能全面覆盖农民的情况下,应该切实保护农民此前的土地收益,包括因动迁、征地而产生的土地盈余。即取消农业户口不应该影响附着在农业户口背后的集体土地承包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村集体经济分配权等“三权”。
  农民的“三权”不仅仅是维系其生存的基本保障,也是目前情势下最后的底线保障。绝不应该以户籍改革的名义将土地随意拿走,更不能搞那种名为改革,实则盯上了农民土地的“伪改革”。近两年来,很多地方出现的强拆,均是以农改非为名剥夺农民土地、宅基地导致的。
  何况,农民手里有地,可以负担部分进入城市的成本,以免因为进城失败而沦为流民。根据规划,这次户改目标是要有1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这样一个庞大的数目,必然涉及到城镇化的成本分担问题。政府当然有义务、有责任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保障,接纳这部分人口落脚城市,而进城人口个体同样需要付出。
  说到底,取消农业户口,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项长期、持久的社会变革。鉴于城乡人群的权力不均衡状态,要格外警惕地方政府对农民的新一轮盘剥。此外,在扎实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要注意补齐以往存在的短板,让农民既能分担改革的成本,也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以最小的震荡完成空前规模的社会流动。让每一个国民都能权利平等、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符合全社会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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