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产业结构不协调，供求在结构上不相称，那么即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最终需求却不一定相应地增长，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长期市场繁荣将因产业结构的不协调和供求在结构上的不相称而受阻。可见，为了保证最终需求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并重。
除了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外，要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要调整产业结构，也必须发展新兴产业和对原有产业进行技术改造，这都是与增加科技开发投资并提高科技开发投资的经济效益分不开的。在这里，可以用以下三方面统计资料来说明增加科技开发投资和提高科技开发投资的经济效益的必要性。
一是企业技术开发同国外的比较。据1988年统计，我国大中型企业从事技术开发活动的人员占职工总数的2.8％，而日本占6.7％；我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为1.56％，其中，用于研究与开发的费用还不到技术开发费的一半，即连销售收入的0.8％都不到，而发达国家的大中型企业对科技的资金投入达到销售收入的5％到10％。
二是科研与发展经费同国外的比较。据统计，在韩国，1981～1985年科研与发展经费增加了4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0.3％上升到1.8％。而日本和法国的科研与发展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85年分别达到2.8％和2.3％。甚至在印度，1983～1987年间科研与发展经费也增长了2.3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0.78％上升到1.1％。但我国的科研与发展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八十年代末仍不足1％。
三是我国的企业经济效益近年来一直是下降的。销售利税率可以作为衡量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之一。据统计，1978年的销售利税率为26.7％，1988年降低到19.5％，而1990年上半年又下降为不足14％。
上述这些资料可以说明，在不断增加科技开发投资的同时还必须努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让投入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在增加科技开发投资和提高投资经济效益这两者之中，究竟哪一项更具有迫切性呢？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不能笼统地回答的。不从一定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抽象地断言增加科技开发投资更重要或认为提高投资经济效益更重要，并没有意义。我们应当把考察这一问题的立足点移到现实生活中科研与发展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上来。这就是说，假定目前我国投入科技开发的资金已经较多，比如说，科研与发展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上升到1.5％左右了，那么这大体上可以同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相称，于是我们可以说，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让投入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让投资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但是，如果我国的科研与发展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至今仍不足1％，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固然是重要的（我们可以说，这在任何时期都是重要的），然而，当前更为迫切的，则是增加科技开发投资。科技资金投入为数太少，无论怎样提高投入资金的经济效益，对全国范围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都是作用不大的。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新技术、新设备、新原材料的采用，而这些都与增加科技开发投资有关。如果缺少购买国内外新技术、新设备、新原材料的经费，而同时又缺少研制新技术、新设备、新原材料的经费与人才，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遇到障碍。即以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密切有关的工人技术培训而言，也是需要追加投资的。可见，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不把增加科技开发投资放在更迫切需要解决的位置上，是不符合当前我国科技开发投资数额偏低这一实际情况的。
再以调整产业结构来说，这也同样有赖于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这依然是一个需要增加科技开发投资的问题。新兴产业如何才能在我国起步，成长，壮大，不外两条途径。一是国内研制，技术创新、推广；二是从国外引进，国内消化吸收、推广。无论前者或后者，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都难以奏效。假定现阶段科研与发展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偏小，缺乏通过科技开发而发展新兴产业的资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会受到阻碍。这就充分说明，不仅为了解决眼前的市场疲软，而且为了保证今后持续的市场繁荣，在科技开发投资数额偏少和科研与发展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的条件下，我国都有必要不断增加科技开发投资。
总之，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摆在我国经济界和科技界面前的一个共同任务是如何加快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尽力缩短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使我国的工业逐步成为质量效益型、科技进步型、资源节约型的工业，实现到本世纪末使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
连载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