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缸在中原大地的乡村里，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
童年的记忆里，我家就有三口大缸。一口放在灶房里盛水，两口放在上屋里存粮。我们那里用的缸，是本地的粗瓷缸，浑身涂满浅黑色的釉，土窑烧制，缸口直径一尺半盈余，高约四尺半，看上去糙粝拙朴，可是它既便宜又实用，能盛百十来斤粮食。
缸对于乡村人来说，至关重要。它首先是用来蓄水。那时候一家人的生活用水全靠一口大缸。水缸上压着一个木盖，缸里常有一个葫芦水瓢浮着，用水时就拿水瓢去舀，一瓢一瓢地扬起倒出，仿佛细数着日子的艰辛和苦难。缸里的水少了再及时续上，一年四季，永不枯竭。乡村长大的孩子，刚刚长出力气，学会为家人分忧的主要办法就是去挑水。村巷泥泞的小道，老井石阶的绿苔，弯弯的辘轳把上，早已印上了少年成长的手纹和足迹，如同染色拓片的印痕，牢牢烙刻在幼小的心灵深处，抹之不去，是一生自豪的追忆。
缸的最大功用是储存粮食。夏秋两季，把生产队分来的麦子谷米晒干，装进陶缸里，然后盖上薄薄的石板，一来杀菌灭虫，预防虫蛀，保障储存质量；二来筑起牢固壁垒，防护老鼠偷窃。
很多时候，家中无粮可存，缸给我们兄妹几人带来了很多短暂的欢乐。有一次捉迷藏，我挪开缸盖，躲进缸里，弟弟妹妹怎么也找不到。其实，家里的陶缸空闲下来，忧愁和沧桑就写在了父母布满皱纹的脸上。多年以后想起那荒凉苦涩的一幕，常常悔恨自己不懂事理。
到了冬天，闲置的大缸派上了大用场。初冬时节，勤劳的母亲把从地里捡来的白菜、萝卜、红薯叶子，大捆大捆地扛回家，淘洗过后，放在锅里微煮，而后趁热捞出，放进事先注入少量水的陶缸里，再盖上木盖儿，压上石头或砖块，一大缸酸菜算腌上了。这时的大缸，浸泡着日子的艰难和心酸，饱尝着人世的苦涩滋味，与家人默默相伴相守。过一段时间，满屋里弥漫起酸溜的气息，腌制的酸菜便可以食用了。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对缸具有深厚的敬仰之情，甚至有着浓郁的感恩情结。在我能挑水的年纪，不小心把水缸碰坏一个豁口。父亲走过来，用手轻柔地抚摸着缸口的损坏处，像抚摸着受伤的婴儿，心疼地长吁短叹，反复叮嘱我以后要多加小心，再不能碰坏了。
改革开放以后，各家各户分到了责任田，收获的粮食越来越多，家家原有的缸显然不够用了。父亲一次就买了四口大缸。
从饥饿和苦难中刚刚走出来的乡村人，把粮食视为珍宝。可面对推积如山的大垛粮食，仅靠家里几口大缸根本解决了问题。于是村里精明的人开始砌了水泥池子，既方便又可多储存。村里人纷纷效仿，不到一年的时间，一直被乡人奉为至宝的大缸，纷纷陷入尴尬的境地。
又过几年光景，收割机开进田野，每逢麦秋收割时节，面粉厂的车就在田间地头等候收购，乡村人再也不用为储存粮食忧虑。收割脱粒，直接存入面粉厂，想用时去领面就行了。盛粮的水泥池子转瞬即逝，更不用说大缸了。
大缸退出乡村生活的舞台，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是农家庭院压井的普及，接着是自来水的广泛应用。
我家的几口大缸闲置下来以后，父亲把它们一拉溜口朝下摆放在院墙的下边，又怕我们登缸上墙，再依次挪移到院里的石榴树下，摆放花瓣的形状，极似一件精美艺术图画。
后来家里盖新房，摆在院里的大缸显得碍手碍脚，我们与父亲商议出手变卖，父亲坚定地摇摇头，眼里充盈着不忍与不舍的情愫。我们不忍触及父亲的别离感伤，只得作罢。直到父亲去世后，家里那些大缸才让别人运走。
曾经承载苦难岁月的大缸，已成为历史的文化符号。它们记录和书写了一个时代的记忆，见证了乡村的沧桑巨变。快速发展的今天，大缸华丽的光影黯然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渐行渐远，但它们于乡村人的忠诚陪伴和殷实奉献，却留给了我们淡淡的乡愁和深深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