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视频由AI人工智能合成）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以下简称文件）首次提出“农业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不仅是政策表述的创新，更标志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迈入系统性变革的新阶段。从传统农业的“汗水驱动”到科技赋能的“创新驱动”，这一跃迁背后，是顶层设计对农业农村现代化路径的深刻洞察，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农业领域的具象表达。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是以生物育种、无人机、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前沿科技为引领，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模式的转型升级，重构农业生产效率与质量的新型生产力形态。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对传统农业的颠覆性改造”。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孤立，而是与“种业振兴”“农机装备升级”“智慧农业场景拓展”等政策形成联动，共同构成农业现代化的技术图谱。
这一变革的深层意义，在于打破传统农业对土地、劳动力的过度依赖。正如文件所强调，新质生产力需推动农业从“资源消耗型”向“科技驱动型”转型，从“经验导向”转向“数据导向”，最终构建起绿色低碳、高效韧性的生产体系。
新质生产力的生命力，在于与地方资源禀赋的深度融合。文件提出“因地制宜”原则，既反对盲目复制“网红模式”，也警惕技术应用的“一刀切”。例如，东北平原依托大马力智能农机集群打造“数字粮仓”，西南山区通过微型智能装备破解土地碎片化难题，沿海经济带则以深蓝渔业工船拓展食物供给空间。这种差异化路径，既彰显了科技创新的包容性，也回应了乡村振兴中“特色基因”的觉醒需求。
但需警惕的是，技术推广须与农民主体性结合。山东的“家门口务工车间”、云南会泽的易地搬迁就业模式表明，只有让农民成为技术受益者而非被动接受者，新质生产力才能真正扎根乡土。
新质生产力的落地，离不开制度创新的护航。文件提出三大支撑：一是要素保障。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工具引导资本下乡，完善农机报废更新政策释放千亿市场空间，同时严控资本无序下乡侵占农地。二是人才培育。构建“科研领军企业+职业农民”的双轨体系，既需高校培养交叉学科人才，也要通过“新农人主播”计划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三是风险防控。明确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房宅基地，强化惠农资金监管，防止技术红利被少数主体垄断。
“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生产关系重构的过程。”所以以上这些举措，实质是为新质生产力构建“社会—技术”协同生态。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跃”。它不仅是技术工具的升级，更是发展范式的重构——通过科技赋能唤醒土地潜力，通过制度创新激活要素活力，最终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村成为有吸引力的热土。
（作者：钟宪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