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30日，中国共产党崇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对持续深化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扎实推进崇州高质量发展作出系统谋划，明确提出“三变”：

以观念之变抢机遇之先；以空间之变破发展之困；以能力之变创事业之新。

“三变”从何而来？因何而立？成都崇州给出的回答是：历史深处有答案。唯有读懂四千年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才能看清这座西部县级市面向未来的战略雄心。

“一变”：以“江原之原”引领观念之变

今天的崇州文井江是岷江中游一级支流，但在古人的认知中，将文井江视为岷江源头，岷江又为长江正流，故称崇州为“江原”——在古人的世界观里，这里非但不是蜀地边缘，反而是大水系的地理起点。

观念一变，视角随转，所见截然不同。

当崇州跳出“成都三圈层”“远郊县”的传统定位，放眼川藏大格局时，一个全新的坐标浮现出来：它不再是成都西端的末梢，而是处在川藏中心位置的经济强县，拥有向川滇藏纵深延伸的广阔空间。

这正是“观念之变”的核心逻辑：不把自己当郊区，才能拥有中心城市的格局与视野；不被“三圈层”定义，才能抢占国家战略的机遇窗口。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川藏协同发展加速推进的当下，崇州正是以“江原”之远见，重新锚定自身方位。

“二变”：以“蜀中之蜀”引领空间之变

三千多年前，杜宇氏族从岷山迁徙至崇州，与本地朱利氏族联姻，建立蜀国。崇州由此被称为“蜀中之蜀”——古蜀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现代考古为此提供了坚实佐证：成都平原已探明的9座史前遗址中，有6座分布在文井江流域（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紫竹，大邑高山、盐店，新津宝墩）。崇州作为古蜀文明核心区的历史地位，清晰可辨。

而地理格局，则赋予崇州更深层的战略价值。

西北邻龙门山、邛崃山脉，东接岷江与成都平原——这样的地形，使崇州自古便是蜀地通往少数民族地区的门户。味江河谷（街子古镇所在）是从岷山南下的捷径，从鸡冠山五马槽出山至平原，步行仅需一日；怀远古镇作为军事重镇，扼守西山下山进入平原的关键通道。

更值得关注的是，崇州还是南方丝绸之路出成都后的第一贸易货站。《史记》记载，西汉时蜀地商人经江原县（今崇州）这一“蜀宜径”，将蜀布、漆器等商品经横断山脉、雅砻江河谷贩运至缅甸、印度等地；邛都等地的西南少数民族前往成都，也必经江原。

这条千年商道，与今天崇州规划的“东西经济动力轴”几乎重合——向北连接川西北，向南辐射滇黔，向西延伸至藏区。其背后贯通的，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向西纵深发展的大势。

与此同时，文井江自北向南穿境而过，沿江孕育出街子、怀远、元通等古镇群和崇州主城，既成就了古代商贸繁华，也为今天打造“南北文旅活力轴”奠定了不可复制的资源本底。

空间之变，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千年地理禀赋在新时代的激活与升华。

“三变”：以“崇庆之庆”引领能力之变

南宋初年，蜀州改名“崇庆”，取“尊崇吉庆”之意。若说“崇”是对治理境界的追求，那么“庆”便是这份追求所结出的硕果——政通人和、百业繁盛、百姓安乐，是为一方之“庆”。

历史给出了最有力的注脚。两宋三百余年间，崇庆府为“紧州”（全国第三等州府），下辖四县均为“望县”（最高等次县级行政区）。凌策、王略、赵抃、吕大防、陆游等一批能臣干吏先后主政于此，勤廉爱民、推行教化、劝导农桑、兴修水利。在他们手中，“崇”是日复一日的务实担当，“庆”则是吏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历史答卷，这座远离京城的西蜀之城，创造了长治久安的治理业绩，也培养出了经济学家李蘩、学者张縯、南宋名臣胡晋臣等一批蜀州名人。

先贤们凭的是什么？凭的是追求卓越的志气、造福一方的担当、善作善成的本领。没有“崇”之志、“崇”之能，便没有“庆”之实、“庆”之名。“崇庆”二字，道出了“因崇而庆”的深刻逻辑——尊崇事业、崇实笃行，方能成就吉庆之绩。

这正是“崇庆之庆”对今天的启示。

当前，崇州正处于抢抓战略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干部队伍的能力本领，直接决定“三变”能否从蓝图变为现实。每一位崇州干部都应将“崇庆之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主动提升四种能力——

把握大势的政治能力，在国家和省市大局中找准崇州定位；破解难题的专业能力，在新赛道新领域中成为行家里手；推动落实的执行能力，让规划图尽快转化为实景图；防范风险的底线能力，在发展中守住安全与稳定底线。

以“崇”求“庆”，以能成事。“干就干到最好、争就争到一流”——这既是对历史先贤的致敬，更是对新时代崇州干部的行动召唤。

从“江原之原”到“蜀中之蜀”再到“崇庆之庆”，四千年文明演进，为崇州沉淀下独特的认知高度、空间格局与精神气质。今天的“三变”，正是这份历史馈赠在新时代的集中释放。

观念之变，让崇州看见更远的方向；空间之变，让崇州打开更广的天地；能力之变，让崇州拥有更足的底气。三变联动、古今贯通，崇州正在书写属于自己的新叙事。（记者 戚原 通讯员 杨胜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