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柔光透过玻璃窗，静静洒落在山东省肥城市安临站镇泰安毛公山红色文化博物馆的展柜里。展厅一隅，一份日军侵华罪证显得格外沉重，纸面之上，“占领泰安肥城”的字样赫然醒目。

这是1938年日本《朝日新闻》号外原件，历经八十余年，报纸边角微微卷曲，纸面笔墨悄然泛黄，白纸黑字记录下侵略者的罪证。

讲解红色故事（刘影 摄）

泰安毛公山红色文化博物馆馆长周长杰站在展柜前，白色手套下是刚刚整理完毕的史料。他凝视着那份号外，忽然轻声说：“你们看，这上面连进军路线都标注得清清楚楚。侵略者当年有多嚣张，今天的铁证就有多刺目。”

但这份报纸能够安放在这里，并非一帆风顺。

一年前，当周长杰在学术研讨会上初次得知这份号外存世时，内心的激动几乎难以自抑。“我们馆里有红军长征时期的物品、有抗战时期的武器，可一直缺一份侵略者自己写下的原始罪证，缺少日军侵略泰安肥城的直接罪证。”他回忆说，“自供状式的文献，比任何第三方记载都更有说服力。”然而，当他辗转联系上南京的收藏家时，对方却犹豫了，这份号外不仅是孤本，更是家族三代人的珍藏。

周长杰没有放弃。他先后三次奔赴南京，每一次都带着泰西抗战的历史资料，坐在收藏家的客厅里，一谈就是整个下午。第四次登门时，他甚至带上了博物馆免费开放十六年来累计接待九十万人次的数据册。“我不是为了收藏而收藏，”他对收藏家说，“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让那段历史不被风吹散。”收藏家沉默良久，终于点头。

然而，拿到报纸仅仅是开始。

“日文文献的解读远比想象中复杂。”周长杰指着号外上的几处标注说，“部队番号、时间表述、地名写法，任何一个细节出错，都会影响史料的严谨性。”

为确保这份报纸的真实性与说服力，周长杰在得到《朝日新闻》原件后，进一步深入查证，找到了另外两份日本出版发行的刊物。这两份资料同样记录了日军占领泰安、肥城事件，并引用了《朝日新闻》报道的内容。三份来自不同出版方、刊于不同日期却指向同一事件的原始日本文献，彼此呼应，构成了坚实的互证关系，无可辩驳地确认了1938年初日军侵占泰安、肥城的历史事实。

“铁证如山。”周长杰说出这四个字时，手指轻轻敲了敲展柜玻璃。

转折发生在2025年秋天。彼时，博物馆正筹备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周长杰的健康却在这时亮起了红灯——长期的奔波劳累，腰椎旧疾复发，住院治疗了整整两周。正是在那段最忙乱的日子里，周长杰做出了一个决定：将博物馆的红色宣讲从“单向讲述”改为“互动研学”。他设计了专门的研学课程，让孩子们不仅看展品，还要通过史料比对、时间线梳理，自己“破译”历史的真相。

2025年9月，第一批参加研学的肥城中学生来到展厅。当孩子们围在《朝日新闻》号外前，周长杰没有直接讲解，而是抛出一个问题：“如果一份报纸记录的是敌人自己的行动，它能作为证据吗？”十三岁的张明阳举手回答：“能，因为敌人不会故意说谎来证明自己有罪。”周长杰点点头，又追问：“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另外两份材料来佐证？”教室里安静了几秒，另一个女孩轻声说：“因为历史要经得起反复追问。”

那一刻，周长杰忽然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了。

如今，这份罪证已与馆藏的长征主题文物联动展出。2026年，馆内又新增两件日军侵占泰安的直接罪证，一份是刊登日军在泰山脚下升旗照片的1938年3月18日《读卖新闻》。

“红军长征锤炼出百折不挠的民族骨气，而日军侵占泰西后，泰西儿女毅然举起抗日义旗，这正是一种精神的延续。”周长杰面向前来研学的党员群众讲解时，常常这样说。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周长杰的脚步依旧没有停歇。红色基因代代传，他正筹划着带着儿子奔赴沂蒙老区，寻访更多散落民间的红色物证。“实物比文字更沉默，也比文字更有力。”周长杰说道，“只要还能走，我们就一直找下去。”（记者 陈曦 通讯员 纪宗玉 肖明媛）